我國環境服務需求大，國內供給不足
環境服務業不僅是環保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環境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提供必要的基礎與保障，也是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從全球和各國歷年數據看，環境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逐漸成為拉動GDP增長的動力之一。當前，我國環境污染形勢依然嚴峻，城鎮化力度加大；國際上環境服務貿易自由化趨勢明顯，環境服務潛在需求強烈和巨大。我國如何借鑒先進經驗，完善政策環境、提升服務技術水平，促進環境服務業大發展，并在環境服務貿易中贏得主動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各國環境服務業啥態勢？
投資主體逐漸多元化，市場化速度加快，綠色拉動經濟和就業
近年來，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對"公共事務"部門進行改革，例如，中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開始在污水、垃圾處理領域引入BOT、BOO等運行模式，引導私人部門進行資金投入。
根據OECD統計，1990~2004年，11個OECD國家加上"金磚四國"通過公私合營方式在水處理服務部門投資額達112億美元。環境服務的投資主體逐漸多元化，由原來以政府投資為主變為政府和私人投資相結合。
發達經濟體更是在"公共事務"私有化方面有了很大改變，美國在垃圾收集服務領域私有化水平不斷提高，水處理服務現在雖然仍然由政府主導，但私有化步伐也在加快。法國和英國的水處理和廢物處置服務私有化程度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目前，美國環境服務業已逐漸成為拉動GDP增長的重要動力。2010年環境服務業占GDP份額為1.13％，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產值為611.5億美元，污水處理服務產值為469.1億美元，環境咨詢與工程設計服務產值為270.2億美元，環境修復服務產值為121.8億美元，環境測試與分析服務產值為18.4億美元。
美國環境服務業供給以私營部門為主，需求以政府部門為主。截至2009年底，環境服務業61.2％的產值由私營部門提供，其余由政府部門提供。清潔與環境修復服務、環境咨詢與工程設計服務是完全私有化的，環境測試與分析服務和危險廢物管理服務均有96％由私營部門提供，固體廢物管理服務74％的產值來自私營部門。污水處理服務的私有化程度最低，只有4％的產值是由私營部門提供的。
市場靠什么驅動？
完善的立法、公眾環境意識增強和信息公開，以及資源和排污成本的不斷提高
環境相關立法的實施與執行是環境服務市場的傳統推動力量。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大氣污染治理業由于制定或完善相關立法，而得到迅速發展。而美國危險廢物管理技術發展迅速并保持國際領先地位，得益于對于垃圾處置場清潔和處置有毒廢物的相關立法。
如今，隨著發展中國家新一輪環境立法的興起與環境監管機制的完善，環境服務業得以迅速增長。例如，我國于2005年4月1日修訂施行的《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較1996年版本增加了14個法條，完善了管理制度，全面貫徹了污染者負責原則，加大了對違法行為的責任追究力度。這些規定增加了企業等私人部門對環境服務的需求，進而推動了固體廢棄物污染治理的發展。
隨著環境教育的深入及信息公開要求的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得以逐漸提高，成為環境服務業的又一重要推動因素。同時，近年來環境公約談判進程加快，各締約方履約壓力不斷加大，也在推動環境服務業加大研發投入，加快創新步伐。
在這方面，美國完善的環境立法以及法律監管執行力度有效推動了環境服務需求，為環境服務業發展創造了較大的市場空間。影響環境服務市場的主要聯邦立法有:《資源保護和回收法》、《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清潔空氣法》、《聯邦水污染防治法》(又名《清潔水法》)。
這些立法規定了詳細的環境保護責任、污染排放和處理標準、信息管理要求以及處罰措施等，刺激了市場對環境服務的需求。此外，美國聯邦政府不斷鼓勵各州和地方當局在聯邦立法發揮作用之前就解決環境問題，且州和地方當局的規制要比適用聯邦法規更嚴格。
其次是資源和排污成本的不斷提高。由于美國已具備比較完善的環境污染管理規制，企業排放污染物的成本也較高。自然資源使用與回收資源使用之間的價差，以及減少污染物排放節約的成本，將成為減少廢物排放、防治污染以及經濟資源回收利用的驅動力。
這種現象在水資源的利用上表現得很明顯。1990年開始，美國水費以及污水排放治理費征收額增速均遠高于CPI的增速，1994年水費增長速度是CPI增速的兩倍，污水排放治理費增長速度是CPI的3.5倍。與支付大量水費及污水排放治理費相比，企業設立循環用水系統更為劃算。這對旨在幫助污染產生和排放者最大限度地減少和回收“浪費”資源的環境服務業發展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差距到底有多少？
服務業比重、技術水平偏低，政策仍不夠給力
我國環境服務業起步較晚、發展較快。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從事環境服務業的主體是各科研設計單位，主要內容以開發、設計等技術性服務為主。上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環境立法不斷完善，環境執法不斷嚴格，以及市場化的逐步推進，環境服務業的主要內容也從單一的技術服務向決策、管理、金融、工程總承包、運營服務等綜合、全方位的智力型服務發展，結構性調整明顯加快。
據中國環保產業協會估計，2010年末，我國環境服務業年收入總額約1500億元，環境服務業在環境產業中的比重約為15％，從業單位約1.2萬家，從業人數約270萬人。
但與國際平均水平相比，中國環境服務業產值占環境產業產值的比重還較低，同時總體技術水平偏低，表現為設計制造水平較低，產品標準化欠缺以及自主開發能力較弱等方面。
在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尤其是材料上，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距離。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紫外線消毒器、三級處理技術和裝備(主要是膜技術和其他高級過濾設備)等技術。火電廠脫硝服務則仍有待產業化，尚處于引進國外技術進行學習、一些脫硝項目仍處于試點的起步階段。
目前，盡管從戰略意愿上，環境服務和貿易得到了支持，但這些政策總體不給力。首先是由于環境服務內涵不清晰、邊界模糊，籠統提出的支持政策很難落到實處。例如，稅收優惠、價格補貼等政策由于沒有相應認證和邊界劃分，一些環保公司很難實際享受。
其次是目前支持和鼓勵環境服務的政策更多是倡議性和行政性的，經濟激勵形式很少，很難形成“政策勢”，進而“水到渠成”發揮作用。
第三是法律法規不健全，沒有專門規范環境服務業發展的法規或引導性文件，雖然已有相關政策含在其他綜合性政策中，但內容分散。
第四是政策不具體不完善，例如:從商業銀行獲得信貸資金支持的難度較大，現行稅制中涉及環境服務業的稅收扶植政策較少，而且大多為臨時性政策，缺乏系統性。
第五是支撐體系不健全，例如環境服務業統計體系和標準體系不健全，對政策制定與決策支撐力度不夠。
誰在虎視眈眈？
發達國家企業急需開辟國際市場，我國環境服務需求大，國內供給不足
筆者近年來通過參與對WTO、GPA、APEC和FTA環境服務談判，感覺到當前環境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多邊和雙邊貿易機構談判的熱點和焦點議題；環境服務市場準入成為談判中的主要或核心要價。
我國正在開展加入GPA(政府采購協定談判)，從GPA各成員對我國要價來看，截至2012年8月，包括瑞士、美國、日本、挪威、歐盟、新加坡對中國提出了環境服務政府采購市場開放要價。
在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推動下，全球經濟競爭的重點正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環境服務業發展很快，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當前，環境產品和服務內涵及分類在國際上沒有統一的標準，可以以此為突破口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經過多年的環境治理及執行嚴格的環境標準，發達國家國內環境服務供給趨向飽和，需要開辟國際市場。我國環境污染嚴重及環境服務需求巨大，而國內供給又明顯不足。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驅動方是發達國家，主要目的是通過國際談判尋求新的平臺和渠道，“正大光明”地尋求和開拓新的國際市場，環境服務范圍和邊界的模糊性正好為此提供了機會。
我國于2003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政府采購法》，其中做出了采購本國商品、工程和服務的規定。在政府采購品目中涉及環境服務的包括:工程類項目下的污水處理、垃圾處理。但我國正在積極開展加入《政府采購協定》的談判，2011年底第三次出價中已經將噪聲消除服務政府采購市場對外資開放。
該從哪些方面著力發展？
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互動，政府、企業和公眾緊密聯系的協調管理機制
環境服務自由化是壓力也是機遇。我國將環保產業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首，服務貿易發展規劃中提出要進一步促進服務業“走出去”戰略。對此，我們認為要完善一系列政策機制，通過科學合理地“引進來、走出去”，提升我國環境服務業的發展水平。
首先應從環境需求角度確定環境服務的內涵、分類、原則、內容和制定途徑。關于環境服務的內容應該是一個動態清單，而非靜態的、一勞永逸的。考慮到環境服務內容技術性和科技性很強，應該借鑒國際環境公約制定清單的經驗，建立環境科技委員會等機制，為對政府決策提出相關建議等。
其次，建立環境服務和環境服務貿易發展的促進政策體系。總的原則是體現和反映環境成本。加強環境標準的修訂，包括產品環境標準、重點行業的排放標準、環境質量標準等。
制定相關經濟激勵政策，例如，制定相關所得稅、營業稅等優惠政策，扶持有資質的環境服務企業，制定相關增值稅減免政策，逐步建立環境服務貿易出口促進專項資金，促進環境服務貿易出口。
要為環境服務業加強信息服務。理順信息發布渠道，確保信息公開，加強信息咨詢，鼓勵公眾參與，充分發揮環保行業協會和環境服務商會的作用，組織貿易展覽、專業輔導技術培訓等服務項目，采取市場化運作，以政府采購方式促進環境咨詢和信息服務。
當前，我國環境服務管理事務分屬多個部門，各自依據職能分工管理有關工作，既不利于國內環境服務業的發展，也不利于我國參加WTO、GPA、FTA等環境服務貿易的對外談判。因此，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互動，政府、企業和公眾緊密聯系的協調管理機制。清晰各部委職責劃分，明確主管部門，使環境服務貿易的戰略規劃、立法、標準、統計、“走出去”戰略等重大事項盡快研究和落實。
積極利用GPA、APEC、FTA中環境服務談判的機遇，實施一體化和協同談判策略、服務我國節能減排等環境利益，進一步擴大環境服務貿易發展空間，為我國的環境服務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的條件。
當前，我國的噪聲消除服務等具有一定優勢和競爭力，可以適當提高貿易開放程度，允許外國企業參與相關合作。從服務貿易提供模式看，我國的勞動力豐富，自然人移動具有比較優勢，建議在相關談判中，要求在垃圾收集、衛生及類似服務等環境服務子項下降低自然人移動的貿易壁壘，提高勞工配額發放程序透明度并增加勞工或技術人員的簽證配額。從合作國家來看，建議先積極與東盟國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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